让我们用灵魂的痛苦来反思苦难  

潘军强

    近日与一高中生聊天。他说学校一年轻的政治老师上课说：“在文革年代中国人在精神上是最富有的。”

    政治老师何出此言？我感到无语，感到悲凉，感到愤怒。

    “文革”是个怎样的年代？那是一场最荒唐、最愚蠢、最原始、最疯狂、最不可理喻的内乱和浩劫；是一个在“革命”的旗号掩盖下，人的尊严被肆意践踏，人性被严重扭曲、真善美被亵渎，假恶丑充分展现的年代；是一个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五千年的文明被破坏殆尽、人民群众遭受精神折磨、精神创伤难以愈合，永远需要痛定思痛的年代。

    今天的年轻人，面对这一片表面的平静与安祥，谁会相信在这片大地上曾经有那么风风火火的文革。

    今天的中学生，大概只能够从父辈或祖父辈那儿知道一些有关“文革”的感受。但作为一名有责任、有良知、有人文精神的教师应该告知学生一个最真实过去。

    只有在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对那段历史作出最深刻的反省。我相信历史的记忆、人类的灾难一定还无可拒绝地刻印在少数有灵性有良知的人心中。

    也许我们没有“文革”的亲身经历与感受，但我们依然可以回忆一下那些死者的苦难与耻辱，借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苦难与耻辱。

    她是一个中学生，有一个美丽而富有诗意的名字——黎莲。早在1970年就被处决，那一年她才18岁，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那是一个黑云低垂、大雨滂沱的日子。为了避免劫刑场的可能性，黎莲被秘密拖去另一个城市执刑。囚车快到这个城市时，一辆救护车跟了上来。刚贴近，两辆车都停了。两名穿白大褂的人跳下救护车，匆匆爬上了囚车。囚车里，四个人高马大的武装人员一下将黎莲扳转身，脸和身子紧贴车壁上。衣背往上一撸，来不及使用麻醉药，一把锋光闪闪的手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了一个巴掌大的口子。……没几下，一个滴着殷红鲜血的肾，泼剌剌地落在洁白的瓷盘上。……犹如那是一个灶眼，匆匆地往里面塞进一些药棉、纱布。同样来不及缝合，也没有想到要给一个十几分钟后就得跌扑在黄土泥浆上的犯人作缝合。……那血，如汩汩的小溪，无声地从纱布、药棉里渗透出来，从她的上衣里渗透出来，染红了囚车的甲板……”而在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一个奄奄一息的“革命干部”正在等着种植这颗从血泊中掠夺来的肾。（引文出自《黎莲》，见金石开编著《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中国大地出版社1993年版）。

    那晚读完文章，我已泪流满面。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感同身受？我们怎能好了伤疤忘了痛？每每听到或看到这样的故事，我的心都是无比沉重和痛楚。

    我不会忘记孩提时母亲跟我讲的一个故事。一邻居在“文革”中要被批斗，前天晚上家中的母亲就把只有五、六岁孩子叫到跟前耐心又沉重地说：“明天你爸爸就要被批斗了，在大会上你们要跟着造反派喊口号，要喊出爸爸的名字——打倒走资派……这样你们会少受点苦。”

    第二天的大会上，孩子按照母亲说的高喊打倒……但后面的名字却喊的很轻很轻。

    晚上，孩子看到折磨了一整天的爸爸到家，竟扑到他的坏里，嘤嘤哭了起来，心情是那样的悲伤。

    这样的故事何止千万？！陈毅、邓小平等那些曾被打倒过的老干部老革命家庭不是经历了更沉重更悲惨的迫害吗？

    三十二年很快就过去了，有些事情已经清楚了，有些事情，几十年之后也会清楚。有些事情也许是永远的历史之谜。但无论如何，怎样防止“文革”悲剧重演，确实是中华民族应当深思的问题。

    季羡林之所以把已经结上痂的伤口再度揭开而公之于众，是因为“文革”的教训是用深深的苦难和无数的生命换来的，是用数以千亿计的经济损失换来的。然而，有人或许因为不堪回首，或不忍再触动旧伤，不愿形诸文字，这岂能用一句“向前看”了结？

    正如巴金先生曾经所言，在这个社会上，仍然有一些靠“文革”发家的人，他们对“文革”这种极端手段非常留恋，换句话说，“文革”再次发生的思想基础并不是不存在，如果忘记“文革”教训，“文革”重演的危险就会加大。

    一个民族应该把自己最令人痛心的教训当作一面镜子，时时檫拭，时时映照，以便一代又一代的人不重犯历史性的失误，使整个民族能够持续进步。